古之杞人常怀忧天之思，今之湘人多有惊人之举。展开中国文化长征发起人和领军人物罗范懿的长篇纪实长诗《文化长征》，一吟二读三悟，我有一种被惊到、被震撼、被感动、被折服的强烈感觉。开卷与掩卷之时，满纸都是韶山朝阳的金辉、延安窖洞的灯光、万水千山的足迹、战旗漫卷西风的景象；满耳都是三根铁拐杖讲长征英雄故事、摩崖石刻红色标语的声音；满目都是红飘带上80座红军长征故事碑的金光闪烁、二十年文化长征的累累硕果、气势磅礴的文化长征诗篇。
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震撼世界的英雄史诗，是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壮举。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英勇无畏、悲壮惨烈、苦难辉煌的远征。毛泽东所率领的长征成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精神财富。70年后的2004年10月15日，湖南安仁县45岁的县文联主席罗范懿，与66岁的农民作家、全国劳动模范李绿森，50岁的民间艺术家陈赞文，用三根铁拐杖，叩响了二万五千里文化长征的序曲，从瑞金、于都到吴起、延安，一路上踏响着文化长征的铿锵足音。他们始终如一地叩响的文化长征主题，就是那面印在文化长征旗帜上的四句心声：“携手新一代，唤起先驱魂，科学求发展，中华再复兴”。这是罗范懿对文化长征主题思想，最早的诗意诠释。对于英雄史诗，意大利诗人有过深刻而准确的评判：“英雄史诗是对于光辉的、伟大的和完美的行为的模仿；它采用卓绝的韵文描叙情节，借助惊奇来激动人的心灵。”罗范懿以纪实长诗的形式，为红军长征和新时代的文化长征，注入了新的思考、认知、体悟和激情。他这样写道：诗人就是这样通过讴歌红军北上抗日救国铸造“血管”的“奇迹与文化长征当仁不让做新时代信仰血管的“清道天”的壮举，为全诗定下了主题基调和使命担当。于是，全诗的底色都成了血染的红色，血染的战旗，血染的征衣，血染的湘江、娄山关、铁索桥，血染的雪山、草地、腊子口，都成了整篇诗中最惊人目睛、最震撼人心、最荡气回肠的红色华章。红军万里长征用鲜血铸造出来的红色信仰，就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珠穆朗玛峰”。罗范懿的诗，也因之成为了由信仰、文化、精神和意志冶炼出来的钢铁般的红色旋律，呈现的是九死无悔、苦难辉煌的豪放雄壮之美。文化长征升华为长篇纪实长诗，必须让文化成为诗的灵魂。广义上的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文化长征是一种有意义、有担当、有灵魂的长征。它与红军长征山水相近、精神相融、步调相谐、灵魂相通。罗范懿在诗中划出了红军长征与文化长征两条相互关联相融的红色主线，用大写意的手法，时而写红军长征的艰苦卓越、绝地求生，时而写文化长征的所見所闻、所做所为；时而写红军统帅毛泽东的用兵如神、雄才大略，时而写文化长征的忧国情怀、铸魂育人。随着阅读品赏的展开与深入，我们有幸欣赏到诗人高超的抒情能力，充满想象的奇妙比喻，一行行诗句中所蕴含的初心、担当与信仰。最让人过目不忘、回味悠长的是第二章《熔铸》红军爬雪山的一个情节：这是罗范懿当年在夹金山的现场回望，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人与心、笔与情、昔与今，都亲近了现场，融入了现场，直击了灵魂。一个诗人，尤其是吟唱长征史诗的诗人，只有人在长征现场，心在长征现场，情在长征现场，才能真正找到写诗的源头活水，才能真正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灵感，才能真正实现诗意地诠释长征精神。《文化长征》第三章《研磨》，是诗人罗范懿现场写作的代表性华章。2013年至201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罗范懿再次牵头，组织李绿森、陈赞文、卢成锡、朱步成、张家祥等人发起并践行了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立80座长征故事碑的惊人壮举。这80座纪念碑是由海内外华人自愿捐款认立的。它立的是红军顶天立地的长征精神，立的是红军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崇高信仰，立的是红军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他们把长征第一碑立在了红军统帅毛泽东故乡韶山，使其成为了80座红军长征纪念碑的画龙点睛之笔。于是，长征路上，从韶山、瑞金、于都，湘江渡口、遵义、赤水、大渡河、雪山、草地、腊子口、吴起，便有了“韶山红军统帅碑”“毛主席剑河送衣碑”“朱总司令尝百草碑”“半床红军被碑”“延安富县直罗镇碑”等80座红军长征故事碑，这些石碑上的红军长征故事，或千曲百折，或马啼声碎；或感人肺腑，或催人泪下；或激励人心，或山重水复，或悲壮惨烈；或等闲万难，或勇闯天险，无不惊心动魄，感人至深。长征历史专家石仲泉撰文称赞这个重大红色文化事件为“长征路上的‘石碑长征’”。在湘江血战遗址立碑地，广西灌阳县一个叫酒海井的地方，当年曾有100多名誓不投降的红军重伤员，被残暴的国民党军队扔进水深不见底、白昼不见光的溶洞里活活淹死。诗人满怀激情这样写道：《尚书·尧典》云：“诗言志。”《诗品》作者锺嵘，也主张“因物寓志。”毛主席也曾给《诗刊》书写过“诗言志”的题词。《说文解字》云：“志，意也，从心之声。”品评罗范懿纪实长诗《文化长征》，我感觉，他的这篇长诗，完全是以“志”立骨，以“志”用命，以“志”铸魂，以“志”育人的。志者，志向也！亦含精神层面的意志、志向、专心等诸意。罗范懿从2004年万山红遍的秋天开始，便身穿迷彩服，背着行军包，手握铁柺杖，踏上了徒步两万五千里文化长征的漫漫征途，他一路看到的是社会上一些人“拜金追星”的狂潮，“物质至上”的乱象；“娱乐至死”的疯狂，“遗忘英雄”的淡漠；“信仰理想”的滑坡，“理想阵地”的失守。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民族的强大，并非只是国力和物质上的强大，最重要的强大是信仰和精神上的强大。因此，志愿军英雄之子罗范懿才有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患之心，他才有了20年不间断进行文化长征的惊人壮举，他才有了从三个人到数千人跟随文化长征的浩浩荡荡的志愿者队伍。道长路远、山险水恶没有阻退他，讽刺讥笑、恶意攻击没有击垮他；囊中羞涩、疲惫病痛没有熬倒他，千磨万砥、十事九挫的打击没有征服他。他就是一个咬定文化长征、专心定志的铮铮铁汉！人，必胸存非常之志，才能做出非常之事；必立下非常之心，才能写出非常之诗。罗范懿就是这样的诗人。他的《文化长征》，化志为魂，一条志的“血管”，通向了弘扬长征精神的万水千山；一根志的铁拐，叩问着红军英雄的灵魂；一颗志的初心，跳动着中华复兴的强音！诗人罗范懿《文化长征》的笔声，有初心跳动，也有铁拐叩问；有志高九霄，也有情重千岭；有红色心结，也有猛士豪情；有雄风节奏，也有忧国忧民。他的红色满纸、浩气干云的纪实长诗《文化长征》，无疑是壮志励心、彤彩生辉的鸿篇巨制！（作者系红军后代、军旅作家、知名诗人，重走过红军父母长征路，著有《独步长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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