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范懿：重振党威，痛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二］

罗范懿：重振党威，痛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视“文革”可根治“文革恐慌症”对中国梦的危害（连载二）

二、发心民主，斗私批修动天地

最近见网上有评论，西方将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攻击为“文革遗风”。西方惧怕“文革”早不新鲜了，面对经济崛起、国力日渐强大的中国，他们对中国“和平演变”图谋的战略伎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渗透无孔不入，惧怕“文革”的程度比党内国内更有甚之，因为只有中国的“文革”才是他们“和平演变”所无敌的战略。毛泽东同志早有科学论断：“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么，怎么反对和怎么拥护“文革”，就必须要对“文革”有个重新的认识，科学的评价。敌人拥护，我们要反对，但“全盘否定”也不对；既然是敌人在反对惧怕“文革”，我们就要坚决拥护，但“全盘拥护”也大错。

党内国内30多年来怕“政治运动”，甚至对“运动”、“斗争”一词也过于敏感恐慌，批评过火一点，或群众对领导、对社会现象群起攻之时，或有领导面对今日现状念及“文革”时，就马上扣上“文革遗风”、“文革余孽”的帽子，让正能量总难抬起头来。这帽子敌人给我们戴我们应该高兴，可我们自己给自己戴却很危险，自己给自己制造“文革”心理恐慌，对“文革”好的看不到，坏的反而会张扬，而在广大人民形成的这种心理状态中正好让党内腐败分子、汉奸卖国贼钻空子甚至嚣张作祟。那么，如此以往，未来十年的中华复兴“中国梦”就必然成“恐慌梦”、“泡影梦”。所以重新认识、科学评价“文革”，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怎么来科学认识呢？我们先来找出对“文革”发起认识上的错误，本人认为形成“文革”心理恐慌的误区有两大原因：

原因一，我党过去对“文革”早已“全盘否定”。中央这一历史定性本身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事物“一分为二”的根本原则，也是违背了认识事物存在的客观规律。事物的出现都有它合理的一面，正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命题，只是在于我们应分清事物存在合理份额的多少罢了。

原因二，因为历史对文化革命的“全盘否定”，对此形而上学观点一直没人正视，不愿正视，不敢平反，谁正视谁说句公道话就会带来重滔“文革”“乱扣帽子”回潮。“全盘否定”导制人们掩盖了毛泽东同志对“文革”发起动机正确性的一概抹煞，导制人们对文化革命“斗私批修”运动所释放出伟大正能量的一概抹煞。

最近，中央常委俞正声同志说了句公道话：现实越来越证实对文化革命的发起认识无可厚非。现实是什么，现实是苏联已让美国“和变演变”得逞，分化瓦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平演变”图谋早已盯上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大本营，我们党和国家越来越受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国；现实是我党从“文革”的“斗私批修”扩大化的极端，又跑到了以市场经济为中心形成的“保私藏修”导制私有制扩大化、贫富差距拉大、“金癌”、“淫乱”、“恐怖”扩散成灾的另一个更可怕的极端，党的心肌已受催残甚至严重腐败、国民失去斗志，在阶级取消之后，庞大的私有集团阶层和腐败分子阶层在事实上又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甚至已隐藏结成了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就是今天已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

当年，毛泽东同志从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出现，从新中国建国17年来各级党政干部和事业公职人员当官作老爷作风回潮，尤其因为解决农民群众生活困难、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这一良苦用心，却在高层出现了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认识上的思想理念差异的“错觉”，毛主席一时难以接受可以理解，于是，导制他过份认为在中国从上到下已形成了一条顽固僵化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阵营，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潜在危害着，党和国家面临变色，无数革命先烈曾经“打土豪分田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出的热血将付之东流。伟人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就马上运用到“思想战争”上来了，形成他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良苦用心构想。于是，毛泽东同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动员令，这个“司令部”或直指他中共中央主席曾信任而重托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或直指那个从上到下已形成的资产阶级阵营的“堡垒”，或泛指人们形成资本主义的那个“头脑”，对这个“司令部”或“头脑”要进行刻骨铭心、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反修防修”，展开用“文斗”的不是和风细雨而是枪林弹雨式的“炮打”。“斗私批修”、“反修防修”的核心应都是“斗私”，因为“私”的扩张才滋生资本主义思想土壤，才导制日渐发展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才会出现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剥削者集团的资产阶级专政。“私”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为动物之本能，为人之“自然属性”所带来，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作为动物这一点永远不可否认。就是说人自己要生存，要生存自己就要吃、穿，人类发展就要繁衍，繁衍即必然有亲疏之分，“私”是客观存在的并永远不可完全消失的，到了共产主义也还存在“私”，我们不可因为“私”而否定人或抹煞人与动物的差别。人至所以能成为高级动物的“人”，是因为人后来进化而又具有了“社会属性”。按本人已被专家、高端人士、全国多家大中学校选修认同甚至热捧过的《人的价值学》两项差原理：人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创造满足私欲（含亲属）的物生价值，社会属性创造有益于（奉献）社会公众（亲属以外）的人生价值，而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生价值，等于人的价值（混合价值）减物生价值，可想而知，代表“私欲满足”的“物生价值”越大，人生价值就越小，甚至于出现负数，人就越趋向动物。怎样抑制人的物生价值出现“负价值”？这就是抑制人“私欲”的一大科学，是人类社会和人生科学发展的最大科学。人的两大属性、两部分价值、私与公的斗争同时并存，且无时不在矛盾着、斗争着，在人的头脑中总是针锋相对着，斗争有时还是非常激烈的，人不断的斗争且不断取得“斗私批修”的胜利，人才为具社会属性的社会人，这个社会人又是在社会主义环境里才充分显出其高级性能，人才真正开始为之“高级”意义的动物人之所在。伟大哲人早已论断：人是变异性动物，要警惕人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着。人若一放松了“斗私批修”这根弦，一句话、一闪念的负能量功夫，也有可能让人重又沦为动物，即看似外表堂而皇之的“人”，内在却已沦为了低级动物的人。因此，发起文化革命的动机，无论是从理论、从现实、从科学哪个角度去看它，都是正确的，且无懈可击。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那声“人民万岁”是发自其肺腑的心声。农民是人民的大多数，他历来亲爱农民和工人广大劳动群众，他有两句名言：尽管农民的脚上有牛屎，但农民是最干净的；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放手充分发动群众，让七亿人民个个有话语权，尤其是工人、农民广大基层人民群众都要充分发动起来，让每个人每个“英雄”都有用“武”之地，用文化大革命为人人构筑起“斗私批修”的大平台，人人具有话语权，大家都来监督党和党的干部，党领导的国家，人人自己同时也监督了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最大胆的最广泛的民主。由此而形成了伟人史无前例的伟大“民主运动”的构想。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形式上的构想是伟大的。文化革命“斗私批修”的内容构想也是科学的。

总之，从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形式和内容构想都决定了，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无可厚非的！

受“文革”冲击最大的刘少奇一家人，妻子王光美、儿子刘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好的，是正确的。王光美和他的子女在文革中也得到毛主席的尽力保护，当然，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也成了毛泽东历史上的一大遗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推翻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真，但要迫害刘少奇致死非毛主席本意。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住宅专门请来老战友刘少奇作了两个小时的恳谈，刘少奇也善意地向主席当面提出了辞职，主席没有当面答复他，毛主席起身送刘少奇出门时，最后语重心长地送给刘少奇两句话：你要多读书，保重身体。

王光美出狱后，主席和刘少奇两位战友都不在人世了，她第一件事是想到把毛主席的子女都请到家中来，设宴让两家人团聚。足见伟人的家属也同样具有伟人的胸怀坦荡。我们细想起来，无不为之感动流泪。

可我们一些人却老纠缠，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毛主席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并迫害刘少奇于死地。把“文革”看成了一场毛泽东泄私愤的运动。也不想想，不说作为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中的绝对威望，就因为当时他依然还是党中央主席，要让一个副手或几个人退出领导岗位，权力收回，不让他主持中央工作，不只是一句话的事，用得着全国上下大动干戈来批判？自己搞乱自己的阵线。“文革”发动后，群众运动的急风暴雨来临，连发动者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他也呵护不了：李敏在单位被红卫兵戴上“保皇派”的高帽子批斗、坐禁闭，回来哭着告诉了父亲，毛主席却笑着说：“人批斗批斗好呀，年轻人也应该去经风雨、见世面，锻炼自己。”主席的思想、文革后来动乱的现实，毛主席连自己的子女也没去保、也保不了，他又能怎么去保得住刘少奇呢？从理论到现实，左右正反，多方可见，把以上毛泽东同志对“文革”的动机、形式、内容构想都作“全盘否定”是完全不正确的，是错误的。这尤其已导制人们40年在言论上怕提及“文革”，在工作中怕触及“文革”，文化革命本来具有的美好动机、民主形式、正确内容构想，因它后来所带来破坏性的负面效应而被全部淹没掉，正确的“运动”、“斗争”不敢发起，党内甚至一度几乎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恐怖和过敏得乖乖放下。然而，这种动机、形式、内容却反其道而行之被今天党外的恐怖、邪教、传销组织和商家们所广为借用，把人教化、洗脑，一夜之间可退化成凶残的唯钱唯私的低级动物，甚至成为完全丧失信仰理志贪图享乐的软体动物。（待续）

（作者系中国长征精神研究院院长、人民出版社马恩列传作者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传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