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精神的讨论是时下的热门话题,论者多注重于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及如何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等问题。本文则试图将长征精神放在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体现的、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象征和集中体现的毛泽东精神这一整体视域中进行考察,探讨艰苦卓绝的长征与毛泽东精神的形成、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的关系。
    (一)毛泽东精神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总和与升华,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集中体现,是20世纪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价值观和民族共同心理
    探讨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毛泽东精神的范畴。
    毛泽东精神是本文作者近年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①。笔者认为,毛泽东精神是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总和和升华。毛泽东精神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更新、丰富和发展,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不甘落后,英勇奋战,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步追求,是民族意志、民族理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所在,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
    毛泽东精神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不仅包括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包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两个层面,还包含有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其中所蕴含的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为人民服务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宿,包括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丰富内涵的毛泽东精神。毛泽东精神既蕴含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如融入于具体的理论、政策、路线、方针、策略、原则、经验等及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又超然于其上,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
    毛泽东精神也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群体人格的精神风貌中。中国共产党集体、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每一分子和他们的实践活动都是毛泽东精神的体现者和实践者。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锤炼熔铸了体现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抗大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好八连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等。每一种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和精神风貌,都是构成毛泽东精神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
    所谓民族精神,是指民族成员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反映本民族整体利益和基本价值趋势或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它集中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在一定环境下建构自己生活的独特方式和该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是该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但能够被称为民族精神的思想体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影响广泛,被许多人所接受;二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1](第1005页)。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并成为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毛泽东精神无疑具备这两个条件。在几乎整个20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正是孕育毛泽东精神的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伟大时代精神,无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是上升到思想体系的民族共同心理,因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以极为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对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使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不能不受到它如此深刻的影响。它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构成这个时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将20世纪中华民族最伟大、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用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2](第346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本身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理想、未来和希望,毛泽东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毛泽东本人即是20世纪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实践者和体现者,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的博大胸怀、他的高尚品德、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都已成为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毛泽东的个人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已成为那个时代的直接表征,成为我们民族普遍而恒久的记忆。因此,没有比“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更妥当、更具统摄力和感染力的选择了。使用毛泽东精神的范畴可以起到统领和代表民族精神的作用,以最直观的形象语言反映那个时代民族的精神内核和本质内容。这样,毛泽东精神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符号,更是象征20世纪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丰碑,还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
    (二)艰苦卓绝的长征,是锤炼熔铸毛泽东精神的关键时期;长征精神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毛泽东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有各具特色的表现形态,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精神孕育于井冈山时期(以井冈山精神为其表现形态),锤炼熔铸于长征时期(以长征精神为其表现形态),成熟于延安时期(以延安精神为其表现形态)。其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多方面的展开和发扬光大。
    艰苦卓绝的长征时期,是毛泽东精神形成最关键的时期。它之所以关键,首先体现于毛泽东精神和在长征中形成的长征精神,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和一致性。
    ***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胡锦涛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都将长征精神概括为五个方面,即: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而笔者则将毛泽东精神的内涵归纳为七个方面,即爱国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实事求是精神、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②。这七种精神,在井冈山时期即在开始孕育,而在长征时期得到了全面锤炼熔铸而得到升华。
    只要我们稍加比较、延伸或重新归纳即可发现,长征精神与毛泽东精神在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长征精神已构成毛泽东精神的主体性内容。若将两者的核心价值取向加以比较,就更是高度的一致,那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是长征精神的核心。这正是爱国主义精神在长征时期的具体体现。爱国主义精神历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因此,长征精神从内容上来讲是毛泽东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精神在这一时期最集中的表现。
    其次,说长征时期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还在于长征这一举世无双的人类壮举,为毛泽东精神的熔铸、锤炼、升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艰苦卓绝的长征,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淬火”环节。
    毛泽东精神孕育于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精神的七个方面在长征之前均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或表现出来。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便以理论主张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亦体现于那一时期党的方针和政策之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也体现于那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和精神风貌之中,但还处于一种零散状态,内容之间缺少联系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方式多种多样,尚未形成精神自觉;有些精神内容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更谈不上内化于他们的精神血脉。而要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上升为一种党的精神和民族精神,必须有一个锤炼熔铸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千百万人的具体实践,在实践中将这些已有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转化为一种精神指向和精神动力,在成功与失败的切身感受与反思中,凝结和升华出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的精神信念,并内化于大多数人的精神血脉之中。长征,便是这样的一个“锤炼”、“洗礼”和“内化”的过程。
    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民族共同心理,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内聚力的思想核心,其形成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的,经过千百年的层层积累和代代相因而形成,例如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勤俭节约等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民族的共同心理即是如此。另一种则是突变性的,由于特殊的时代矛盾或民族的大变故,加之一些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包括特殊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该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之下,在追求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苦苦奋斗中形成的经验、教训、信念等会以突变的方式迅速上升为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民族共同心理,成为一种民族精神而代代相传。如古犹太民族的被逐出家园和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些非常经历,都迅速形成了犹太民族精神。毛泽东精神作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表现,其形成既承继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更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在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中,以血与火的方式迅速完成了民族精神的转换和再创造,这最突出地表现于长征这一“非常时期”。
    红军长征是在极其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3](第150页)。正是这种极端的环境,使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生命意志和大无畏革命精神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红军长征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那种严酷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下,要想生存并取得胜利,所能依凭的只能是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的高扬。但生命意志和精神力量具有不同的层次,仅为生存或活命,也会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和超常的精神力量,但那仅具个体性,缺少互动性、集体性和超越性,而不可能上升为民族精神。而要上升为民族精神,其奋斗目标一定要具有社会性、正义性、崇高性。红军长征,一方面抱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一方面肩负着北上抗日的神圣使命,这个团结战斗着的集体,在血与火的搏杀之中,在爬雪山过草地随时与死神面对的生死考验中,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成为党和红军将士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同时在克服一切困难的过程中,这样的精神信念又不断得到强化、发散和升华,变成一种具有集体性、超越性、悲壮性、相互感染、相互激励的群体性精神信念,这种超越个体生命而融入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会洋溢在整个革命队伍之中。经过长征的每一个人,都会从切身的经验中珍视这种精神的神圣价值,那是他们用生命、鲜血和种种磨砺而验证和换来的精神财富。
    经过长征的锤炼熔铸,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毛泽东精神所包含的七个方面得到全面的升华,并凝结成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有机精神整体。它们不仅体现于到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实践之中,而且表现在延安时期整个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红军将士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上。这些有机的精神元素不仅已在全党和全军中取得普遍的共识,更内化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血脉之中,同时影响到整个延安地区的精神氛围。更要紧的是,长征几大主力和各部队在陕北的汇合,是一种力量的汇合,同时也是经过长征洗礼之后的“精神”的汇合。至此,中国共产党的群体人格已经形成,这种群体人格的形成正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百折不挠、苦苦追求血战的结晶,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并高高耸起的民族的脊梁。正是他们,成为后来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中坚力量。精神是要落脚到人的,人是精神的载体,是精神的体现者、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群体人格的形成,是毛泽东精神形成最主要的表现。
    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还表现为长征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精神进行总结和表述的意向。他们已经开始用毛泽东的名字来表述和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风貌。如朱德在《“七一” 二十二周年感言》中写道:“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党,它吸收了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综合归纳起来的宝贵经验,它继承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的优秀遗产,它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阶段中锻炼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在这剧烈无比的锻炼中,它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把历史遗产进化为适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了,这种光辉的成就,体现在我们党有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徐特立在《毛主席的实际精神》中,明确以“毛主席的实际精神”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张闻天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称为“毛泽东同志的作风”,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就是老老实实的思想与作风,实事求是的思想与作风”,指出“浸透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的全部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向人民负最后与最大责任的精神”。“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必须首先把握他的这种精神”。并特别指出,体现在毛泽东身上的这种精神“是真正伟大的人格!这是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血肉中生长起来的稀有的与杰出的伟大的人格”[4](第246,253,259页)。这些论述,表现出长征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欲对以往种种革命精神进行总结、概括和命名的意向,表现为对以往种种革命精神进行言说的朦胧自觉。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毛泽东精神已基本形成,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尚难以进行系统的总结和阐发而已。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长征时期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长征是毛泽东精神形成的“淬火”环节,作为毛泽东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长征精神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形成。

    [作者简介]宋 俭(1963-),男,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孙 康(1958-),男,辽宁新宾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