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晓辉：中国崛起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崛起的思想理论基础

Posted on November 21, 2012 by NordicChinese Times 北欧时报网

中国崛起的思想理论基础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China’s Re-Rising

中国这条巨龙正在崛起，正在重新崛起。如果按目前的冲量发展下去，中国估计将在2030年左右（或许更早）取代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中国人为此自豪，有幸福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羡慕的。

中国崛起就像孔子问老子什么是“道”一样，老子回答说，“道”就是当你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你安静得好像世上没有你的存在；当你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你就得像龙一样腾飞，你不想腾飞，中国的这次崛起与以往任何大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前一次的崛起都不一样，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里的崛起，是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全球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几乎是同步的方式相互传递的时代里的崛起。中国如何能够吸取以往大国崛起的教训，如何能够把握住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脉搏，如何可持续性地长久地崛起，这是中国思想界亟需研究的问题。

大国崛起往往都以衰落告终。从古代的巴比伦、罗马、埃及、中国、到中世纪以后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到冷战时期的苏联，再到现在的美国，从这些气壮山河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崛起的大国最后一定是会衰落的，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我们同时还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如果从开始崛起到最终衰落是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可以想法子拉长这个过程，让巨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去潇洒地腾飞。

大国可持续性崛起听上去是一个悖论，这怎么可能呢；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但是悖论里经常会萌发出有研究价值的思路。中国要可持续性崛起就要在思想、文化或精神层面上有前瞻性地去策划中国巨龙跨世纪的腾飞，去努力在全球范围里去做这样一件事，即：树大不招风，枪饶出头鸟。

目前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自豪感大多基于一些宏观的经济指标尤其是GDP总量这个极其粗放的跨国比较的数字之上。如果我们对中国崛起的自豪感不仅来自GDP总量而且来自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如果我们对中国将在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上超越美国和西方有信心，如果中国的崛起不光能让中国人感到幸福，而且能让全人类感到幸福，全人类就能信服，中国就有希望可持续性地长久地崛起。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方打怕了，中国的精英及理论界从此开始埋头学习西方，崇拜西方，追随西方，被西方牵着走。中国从近代到当代，从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到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一直在学习和模仿西方。无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共产主义，可以说我们一直在西化。

无论是晚清时期从经济上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从政治上学习西方的“戊戌变法”、还是民国时期从思想上学习西方的“新文化运动”，无论是立宪（改良）派还是共和（革命）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学美国还是学（前）苏联，无论是拜卡尔•马克思为师还是拜亚当•斯密为师，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在官方层面上所公开认可的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思想理论基础本质上都是西方的思维和西方的套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是非常必要的。自鸦片战争开始到以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凌辱，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被自己先前的崛起冲昏了头脑，变得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目中无人，孤芳自赏，轻视西方，不求学习，于是就落后了，落后了就要挨打。近几十年中国之所以能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敞开了国门，虚心地真心地学习了西方。

这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在中国和西方穿梭，在学术研究领域遨游。对中西方博士生（未来的研究者、创新者和思想家）的语言状态我有一个观察：这就是99%的中国博士生都会说或者会读英语；而99%的西方博士生则不会说不会读中文。中国没法不发展，因为中国人在虚心学习西方的智慧；西方没法发展，因为西方人没有虚心学习中国的智慧。

我们学习西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学习了西方，摸透了西方，我们才能更理性地找回自己，从而拥有比西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视野和襟怀。中国要持久地崛起需要集人类智慧于一身，创最优实践于一世，学习西方是一定要走的第一步。

人类智慧乃东西方智慧之集成。西方智慧基于西方思维范式，它是一种静态的、线性的、“主义”式的、排他的、对立而不统一的思维范式。西方思维的本质是一种革命性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思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或《共产党宣言》都体现了这种西方思维。

《国富论》讲“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不讲“看得见的手”（计划经济），也不讲“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极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意义。卡尔•马克思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马克思理论讲公有制（“看得见的手”）好，不讲私有制（“看不见的手”）好，也不讲公有制与私有制如何相互结合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全世界共产党旗帜上的锤子镰刀组合鲜明地表示着这是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的政党，而不是什么其它的任何政党。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是以典型的线性的西方思维去认识和解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将有一个极端的均质的终极社会的出现。前者奠定了私有制、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石，为后来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后者则把人类社会的美好终点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集权专政为核心特征的人类大同。

这种静态的、线性的、“主义”式的、排他的、对立而不统一的西方思维至今还影响着无数西方理论大师的思想和著作。比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福山（Fancis Fukuyama）1992年出版的名著《历史的终点和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讲的就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暨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之后他所预示的以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世界大同。

西方思维范式的最大优点（同时也是缺点）在于它的革命性和对抗性。人类从刀耕火种的社会，经过浴血奋斗，迎来今天的文明社会，这种革命性和对抗性的理性思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种思维的缺点越来越凸显出来。其最大的缺点在于它缺乏和谐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缺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包容性。这个缺点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人类进步之大忌。

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讲矛盾论，讲辩证法，但他们的矛盾论和辩证法被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思维的烙印，因而是一种对立不统一的矛盾论，是一种对立不统一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矛盾是必要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矛盾最终是需要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从而实现自己完美的终极的人类理想（政权、社会）。在这种思维范式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和什么形式的革命，不管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议会政治出政权。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见毛泽东，为救国模式两人彻夜辩论。毛拿出梁送的书《乡村建设理论》说：“大作拜读了，… 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你这是改良主义，这是教育救国，这个走的是改良的路子，中国必须要搞阶级斗争，那就包括武装斗争，就是枪对枪，兵对兵，武装夺取政权。你离开这个东西，我不同意，你反对这个东西，这是不行的… 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彻底的革命，一直是中国发展的主线条。

同样的道理，西方民主也被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思维的烙印。西方民主或许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具有进步意义的民主模式，但它的本质是对抗性的，是排他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谈得再好，也绝对没有余地容忍两党携手执政。欧美虽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讲，西方民主是一种一党战胜另一党的民主，是一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方”的民主，是一种幼儿园游戏式的民主。西方民主目前在某些社会似乎代表了最进步的民主潮流，但它还不是全人类所需达到的而且一定能够达到的更为理想的民主状态，原因是这种民主思维受西方思维范式所限，无法实现对立统一、东西合璧。

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呼唤东西合璧的智慧，呼唤非线性的、和谐的、对立统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维和策略去迎接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层面从未有过的多元化的挑战。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阴阳哲学所崇尚的智慧。阴阳是一种整体（Holistic）的、动态（Dynamic）的和对立统一（Dialectic）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包容的、平衡的、和谐的思维范式。谈到阴阳，我们以前的视角往往局限于中医的防病、治病、养生及个人层面上对天地人合一的思考。在今天这个中国崛起的大时代环境下，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将阴阳引入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等方面的理论重建上，在更大的理性时空里去防病、治病、养生，去实现天地人合一。

从阴阳哲学的动态角度去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哪有什么所谓的终极社会。无论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任何的“主义”（社会）都有其魅力和问题，都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社会，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没有终极社会。即使所谓的终极社会最终真地到来了，其相反社会的种子也必将发芽，新一轮的社会变革又开始了，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阴阳观。

西方大师们曾经指引我们用静态的、线性的、对抗的、“主义”式的、革命式的思维范式去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感恩，但同时我们要超越。中国要真正地崛起，就要有勇气在思想理论上超越我们的西方大师们。超越他们不是摈弃他们，而是用中国的哲学和智慧去发展和包容他们。

最近，我重温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共合作与对抗的恩恩怨怨，并把辽沈战役（辽西会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平津战役的有关历史资料仔细地过了一遍。无数的中华精英、无数的黄埔同学，无数的国共勇士为了他们所信仰的主义和所爱戴的领袖抛头颅，洒热血，令人敬佩，令人垂泪。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唱红歌，而且更重要的是用前辈们的革命精神去拓展中国可持续崛起的思想理论构架。

2010年7月我在重庆参观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旧址，在女牢里读到了江姐（江竹筠）留下的遗书：“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江姐和丈夫彭咏梧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在参观重庆渣滓洞五个月后的2010年12月，我在台北参观了“忠烈祠”，读到了孟良崮大战饮弹自尽的国民党将军张灵甫的亲笔遗书：“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在重庆和台北看到的两份遗书都让我的眼眶湿润…胡适先生早年所讲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革命年代是幼稚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甚至是反动的。但这一思维在今天是有意义的，是难能可贵的，是可以借鉴的。今天，从阴阳的角度去看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我”和“你”虽然依旧存在，但“我”和“你”的内涵不一样了，“我”和“你”绝对的对立蒸发了。不光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如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讲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道理：落后了就要挨打。现在我们还需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发达了也可能挨打。美国不是发达了吗，但它为什么仍被打？世界警察，树大招风。坐一趟去美国的飞机，过一次美国的安检，住一回美国的社区，就知道什么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所形容的场景，就会明白：这样的大国崛起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尤其是从未离开过中国感到万分兴奋和自由的第一站，可还远远不是人类的理想啊。今天的美国可以是我们曾经的榜样，可不能是我们今后的榜样。

中国崛起的设计师们要静静思考的一个跨世纪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中国的崛起去带动世界的崛起。如何让中国的幸福去带动世界的幸福。如果能让全世界为中国的崛起而感到幸福，全世界就能信服，就能树大不招风，枪饶出头鸟，中国可持续性崛起就有希望。

中国要真正地崛起，需要在思想理论和精神层面有突破。“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近年发布的“北京精神”也是一个好例子，因为这些表述中主义式的成分少了，包容性的成分多了，接近阴阳平衡的原理。但是，所有类似的表述都存在着一个不足，这就是过于狭义地去定义中国，定义中国人，定义爱国，定义中国的根本利益；如果能把中国与世界有机地联系和平衡起来就更好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中国人、爱国、中国的根本利益等等这些多年来似乎是想当然的概念呼唤新思维和新视角。

北京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巨大的且具美学价值的建筑和人文空间给世人一种感官上的“北京欢迎你!”的包容。机场国际边检这些年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态度的改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把正在等待进入中国国门的全世界的来访者按照“中国人”和“外国人”来分类，要他们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