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道德底线的“拾荒者”致敬

前段时间，当有港媒以《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评论批评内地社会道德失范时，很多人还很不以为然，称问题没那么严重。可当面对这让人颤栗的冷血场景时，看着路边的监控视频拍下的那两个残忍的司机、那18个冷漠的路人、那个可怜的女孩时，谁会再去质疑港媒那个虽刺痛了我们的尊严感、却击中了当下某些残酷现实的标题。

女童被碾路人围观，冷漠流行症再度发作

灾祸与“冷漠围观”结伴而行，已是当下尴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频仍的“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嗟叹。“女童被碾，路人旁观”的悲情场面，不啻为“冷漠流行症”的再度发作。车辆两度碾压，18人无一搭救，冰冷的看客姿态，印证着道德底线下移的喟叹。

若按“人心向善”的道德想象，女童被撞，肇事者当迅即救人，稍减良心上的负罪感，路人也当积极伸手相助。

然而，一切都被反转过来了：司机逃了，路人视若无睹，“敬畏生命”俨然是纸上空谈，少管闲事式的明哲保身，才被奉若信条。对善美信念的放弃，构成了人心的暗区。于是乎，幼小生命，差点毁于车轮下，抑或被集体冷漠葬送，失去了尊严——幸而，拾荒者打破了辛酸局面，慷慨施救，以朴素的悲悯情怀挽住气若游丝的生机。[详细]

“仗义每多屠狗辈”，热心多是外国人

实际上，我们堂堂礼仪之邦，虽然也有见义勇为的英雄，但是常常还不如那些来自“蛮夷之地”的外国人。前几天，一个朋友从张家界旅游归来，说当地某个景点人山人海，排队人龙很长，有几个“有门路”者，堂而皇之越过队伍径直而入，对此早已习惯的国人无非气鼓鼓表示愤慨，但几个言语不通的外国妇人则挺身而出，打着手势要让人家给个说法，最后引起国人围观，似乎那几个人才没有得逞。这类的事也不算太稀罕，但朋友的总结却很有意思：“现在只有不懂中国的外国人，还有些古道热肠，讲些道理。”——话虽有些绝对，但却能引起共鸣。

在中国生活的国人，为何就不古道热肠了呢？连遭车祸的小女孩也弃之不顾呢？这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一个社会倘若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社会底层的素质固然肯定不高，但是更应该受谴责的，大概还是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精英，因为他们能主导社会的方向，他们决定的制度塑造着整个社会，他们的作为，能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观感，他们的言行，也能让人们判断社会的道德。所以，如果要想恢复“礼仪之邦”，恐怕要从这些人抓起，否则，我们只能靠良知尚存的捡垃圾的阿姨来维系我们的文明面具了。也不奇怪，毕竟“仗义每多屠狗辈”嘛。[详细]

一边是经济的增长，另一边是“道德的滑坡”

一个社会为了老人倒地该不该扶，激烈争论，已经让许多传统上被我们认作“蛮夷”或“腐朽”的国家的人，笑掉大牙，也让我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在世人眼里，失去了伦理的质量，但好坏个人还能提出理由，说是“因为害怕被人‘诬告’”，好像很无辜的样子。也难怪小悦悦惨案发生之后，英国电讯报便发文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但却留下道德真空。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的声浪不绝于耳，另一边则相继发生了“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的那样，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详细]

中国人的冷漠是出了名的。明朝薛己先生说：“一日皮死麻木不仁，二日肉死针刺不痛。”不但肢体神经失去感觉，再大的刺激也没有用；思想的漠然迟钝，夏虫不可语冰，任何的语言都不起多大的作用。并且，这种冷漠症，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一传十，十传百，乃至万千。那么，冷漠症这种传染病的传染源在哪，它又为何能在当下中国一步步扩散呢？

功利教育让我们失去了与同类守望相助的本能

前段时间，深圳福田村一个老干部在小区溜达着就俯身倒地，可没人敢去救他，因为刚想伸手就会想起彭宇，最后老干部窒息而死。还有湖南一女子落水，挣扎好些时候没人下去救，等警察来了就晚了。还有很多例子……这里不仅不鼓励爱同类的能力，不教育，不奖励，而且会惩罚，这样就导致少有同类救同类。可这些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

从去年发生的复旦“黄山门”事件中，我们更是可以发现，在当前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我们先是失去救同类的能力，后来连被同类救的能力也失去，最后偶尔被救也忘记了感恩，感恩也要求要感谢国家，而不是感谢人，这个同类，本身。这样重视阶级而忽视同类的教育是可怕的，所以中国文学史上不会有雨果的冉阿让和沙威警长，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学生。最终它会让这里的人，都变成狼。对不起，污辱狼了，因为狼是不残杀同类的。[详细]

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今天的社会呈现的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从一个独特角度透视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因为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实质上是关系信任。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并行的城市化的力量，使人们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展，交往频率逐渐加大，交往对象不断更换，从而导致了一个现象，即人们将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行交往，而且与有些人的交往可能仅此一次。

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在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良好的人品、名声等个人特质已不再是最有效的信任保障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详细]

行善有风险 道德践履未能超越利弊权衡

那些围观者，剥离了冷漠的标签，也是普通的民众。他们未尝就不懂，没有人是座孤岛，相互搀扶才能同舟共济；“乐于助人”是传统的人伦美德，漠视生命，会让良知溃散。或许换个语境，他们也会痛斥“铁石心肠”，呼吁人性回归。可一旦轮到自己做“路人甲”，他们就打起酱油，从“审丑”向“示丑”自然地角色切换，原因何在？

究其症结，不过是“行善有风险”，出手不得不谨慎。将道德流失归咎于“世态使然”，是公众一贯的逻辑转化。你看，“彭宇案”殷鉴在前，“做好事遭恶报”，谁还敢冒险救人？理由看似铿锵，其实是伪命题——真正道德，理应跳出物化的代价考量。行善成本，不应是冷漠的通行证。

忽略人性反思，是对个体责任的遮蔽。修女特蕾莎说：“你如果行善事，人们会说你必定是出于自私的隐秘动机，不管怎样，还是要行善事；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反咬一口，不管怎样，还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献给世界”。道德践履，本该更果敢，超越利弊权衡，唯有这样，道德方能走进“春天里”。 [详细]

信仰缺失致使人们对生命少了几分敬畏

人性的冷漠，有教育缺失的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多的还应该是信仰的缺失。人性的本质是善良的，是积极的。看过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没有自己的信仰导致了自我泛滥，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没有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和真理意识，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行为的道理，这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而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由于有上帝的存在，所以科技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人们精神上太多的缺失。

此事也让我想起了多年前长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做了没良心的事情，会遭报应的。”千百年来，这个朴素的信念，引领着国人的道德自律。可最近几十年来，在功利化的世界观指导下，在极度自私的人际规范中，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信仰沦丧、纲常失范、诚信缺失的扭曲状态，这才是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详细]

心痛，但是无能为力；咒骂，然后旋即忘却；指责别人，却放过自己——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这种事情的心态，我们表现出的痛苦相当可疑，我们的咒骂缺乏内在的力量，我们的正义感从一开始就摇晃不已。所以说，与其谴责那18名路人的“冷漠无情”，不如向救人的拾荒者学习，回归最朴素的人类良知。

善恶就在一念之间 为何不把冷漠变成爱？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将审丑麻木视作一种“轻度罪恶”。正是冷漠、歧视等庸常之恶，衍生出信任割裂。消解沉疴，需要人性规约的拾级而上：道德令，被人们视作底线性的信仰。“人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不是饥荒，不是火灾，也不止是那些作恶者，而在于他们各自为生”，托尔斯泰如是说。打破“流沙格局”，构筑人际关怀，需要价值秩序的重新梳理——在社会储藏室里，多放置些“人本关怀”。

具体到小悦悦惨案中，无论是18名路人，还是拾荒阿姨，做出救或不救的决定其实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基督教中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把冷漠变成爱》，歌颂的是信仰的力量和主的伟大。也许，救起小悦悦的拾荒者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正是她一个看似简单的举动结束了18名路人的冷漠，让这罪恶的人间充满了一丝温情。事后，被碾女童父亲在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表示，“无奈，愤怒，但不再仇恨”，而这竟与那首歌中“我们应爱近人，甚至我们的仇人”的歌词不谋而合，可见在人性的深处某些良善的品质是相通的。[详细]

改变社会从“我”做起 救人心就是救自己

在不得不一次次的谈论道德时，也许我们应避免在道德前面加上“国人”、“社会”这样的前缀，因为这种表达恐怕是大而无当和粗暴的。但此起彼伏的非道德丑闻，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语境中，不仅“道德”本身危如累卵，而且那种可以称之为“道德感”的东西也在随风而逝。我们很多人对“道德”失去了想像力，我们开始头也不回地走向人性的反面，以道德为耻，以道德为祸。当我们终于练就了心麻如木、眼如枯井的本事，我们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虽死犹生，虽生犹死。我们每天活着，活得像一个陌生人。无可否认，一定是什么东西出了致命的错误，才导致了目前这种局面，这或许已经与“道德”无关了。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迫不及待地发表道德演说之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追随这种信念，为“社会道德”的改变和提升，尽出绵薄却尊贵的力量？

不妨设想，我们每一个人，让自己的精神，在每一个深夜，走向10月13日的那个下午，走向佛山的广佛五金城，走到被汽车碾压的悦悦身边，弯下腰，伸出手——这不仅是救她，更是救我们自己。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