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的怪才---罗开富

  　在异国他乡访问，罗开富敢命洋人向中国人书面作检讨；

  　在云南记者站当记者，罗开富令行不正之风、损害群众利益的领导获党纪处分；

  　在长征路上，罗开富以一支正义的笔为老区人民鸣不平，使当地百姓千里迢迢赴京城将被单撕成条条请他剪彩；

  　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个创举，为中国的新闻记者谱写了一支颂歌；他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而被载入我国的新闻史册，被国外同行誉为：在世界上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在年近六旬之际，他还连续获得两个“中国新闻奖”……

  　罗开富有才华，罗开富是个怪才！

  　第一怪：夜半写稿点蜡烛

  　晚饭后，7点半到9点半睡觉；除了报社值夜班之外，起床后看书看报直到凌晨3点；3点到凌晨4点多边喝啤酒边写稿（写书）；4点半躺下8点起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年年依旧——这是罗开富古怪的作息时间表。

  　去年8月，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组采访罗开富之前，获知这种独特的作息时间，好奇之中有些半信半疑，记者扛着摄相机凌晨三点搞“突然袭击”。果真，这位年过六旬的老新闻工作者正在烟雾缭绕的烛光中奋笔疾书。

  　为什么喜欢在深更半夜写稿？为什么还要灭了电灯点蜡烛？

  　“夜深人静，烛光摇曳，就好像置身深山老林，思绪像鸟儿一样，任凭驰骋，只有此时，笔端才能发出灵魂的心声，我的几篇成名作基本上都是在深夜里蜡烛照耀下写成的。”

  　罗开富一脸认真地解释他稀奇古怪的行为。

  　探其究竟，夜半三更用蜡烛照明写稿子，并不是罗开富刻意寻浪漫，而是自强不息的他在追求目标的艰苦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习惯。

  　生性好强的罗开富，因在小学五年级的一篇作文中，巧用了报纸上摘抄的“手无缚鸡之力”六个字得到了老师的鼓励，而在年幼的心灵上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做完功课就练笔，常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练就练到深夜。理想“催”大了胆子，自初中起他就开始给《吴兴日报》、《浙江日报》等报刊投稿，尽管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但他牢记小学老师鼓励他的话，坚信自己能吃“笔杆子”的饭。

  　1961年当了铁道兵的罗开富写作的兴趣更浓厚，把每月6块钱的津贴1/3用来买电池，在熄灯号之后头蒙被子偷偷地打着手电在被窝中耕耘。连续向《铁道报》等媒体投稿第18篇的时候，罗开富终于见到了形成铅字的“处女作”。而4元钱稿费为全班改善了两顿伙食之后，他有了战友们为他用水泥包装袋糊起的可以点蜡烛写作的“工作室”。

  　厚厚的水泥包装袋并包不住黑夜的光线，而这“违纪”行为却成就了罗开富喜爱舞文弄墨的好名声。接踵而来的是先调到了连队当统计员，连首长给他创造了晚上可以点蜡烛名正言顺写稿的条件；尔后在提升了排长不久，又有了团里、师里调他去干专职报道的机会；还有令罗开富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这一连串好事之后还接到了让他去石家庄军官学校深造的公函。

  　名利的招手，理想的呼唤，罗开富毅然选择了后者，到师政治部当了一名新闻干事。1964年10月，罗开富正式踏上了新闻征途，“我的新闻工龄是从那时算起的”！至今，罗开富回想起当时的选择还是深感庆幸。

  　罗开富在名利和理想之间的抉择，也许使部队少了一位出色的指挥员，却给新闻界增加了一名好记者。

  　1984年，本着对红军战士的崇拜，对长征精神的神往，罗开富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地“丈量”了红军走过的路程，攻破了外国某些“红军长征不到两万五千里”的疑问；用他的一支笔，真实、形象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精神。

  　“1935年1月7日夜里两点，红军打开了遵义城门。50年后的1985年1月7日我也必须在同一个时辰进城门。在提前到达城门口的1个小时58分的大雨天气中，我脱下雨衣用棍子一撑当帐篷，搬了砖头垒起了‘办公桌’，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写完稿子，用明码电报发回北京。”

  　这仅仅是罗开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一个片段。

  　在一年零三天的征途中，罗开富白天赶路，夜里写稿，经历春夏秋冬，发稿300多篇，行程整整两万五千里。其重走长征路的壮举，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一支颂歌。他被毫无争议地以一年内徒步里程最长、发稿最多的记者载入了新闻史册。

  　然而，在创造卓越成就的过程中，罗开富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写作习惯。了解罗开富的人都很清楚，从学校到部队经常性的在昏暗灯光下深夜酣战，又经长征路上368天不间断的蜡烛照明赶稿，他已很不适应在光线明亮的电灯下写东西。加上在经济日报副总编和常务副总编的岗位上长时间的值夜班，以及下基层调研、采访，不到夜深不得休息。人体生物钟长期固定在一个时间段，写作环境时时处在微弱的光线中，罗开富“夜半点蜡写稿件”便这样“积习难改”了。

  　第二怪：手机绑着松紧带

  　2005年，担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的罗开富因超龄“服役”退居二线，但罗开富想闲还是闲不着。接受采访时他的座机、手机铃声此起彼伏，仔细一看，却发现了一个秘密：罗开富的手机竟然是用松紧带绑着的。

  　原来，这是一只购于1997年的手机，跟随主人已经整整10年了，由于年代长久又高频率的使用，机壳与机身早已合不到一起，只能用松紧带绑着。

  　“一位领导干部使用这样的手机是否太寒碜，作为经济日报的高层领导不可能穷得没有钱买手机吧？”

  　见记者疑惑不解，罗开富提高了嗓门说：“这破手机有什么不好，信号强着呢，键盘又灵敏，难看一点怕什么，有多少人想买手机还买不起呢。当记者不要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对物质的东西琢磨的太多了，记者就要当歪了。有出息的记者，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社会责任上！”

  　这番肺腑之言其实就是罗开富45年记者生涯的写照。

  　在重走红军长征路的征程中，罗开富“九死一生”：30多次陷进沼泽地，他无视前方的夺命陷阱，以至于一次不是抓住了牦牛的尾巴，就在草地永远陪伴牺牲的红军战士了；为了同一时间走在红军走过的同一条路上，罗开富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在腿摔断后，冒着骨折处发炎截肢的危险，拄着拐棍咬着牙关忍着痛由陪同医生搀扶着继续赶路；在连续疲劳作战身体极度虚弱又患了急性胆囊炎等多种疾病的情况下，罗开富不顾领导和当地群众的劝说，坚持只要能喘气就要走到底坚决不住医院，宁愿牺牲让接替者带着他的骨灰盒走进终点吴起镇。

  　把个人的生命、健康放在脑后的罗开富，却把老百姓的利益时刻记心中，用他的笔杆讲老百姓的心里话。在长征路上发表的300多篇文章中，不仅很大部分是用老百姓的语言叙述的，而且1/3多写的都是为老百姓鸣不平的批评性稿件。《打人升官，法制何在》、《老红军伴记者，重走长征路；5里路50年，坎坷无人修》、《毛主席过赤水后，50年后河上还没有桥，年年淹死人》……这些文章发表后，都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问题一一得到解决。这样的记者老百姓怎能不爱戴！1987年，赤水河上的桥造好之后，当地群众特地派代表赶到北京，将被面撕成条条让罗开富为大桥剪彩。

  　在坎坷不平的新闻记者道路上，在曲折艰险的从业生涯中，罗开富三起三落。22岁开始在铁道兵报当记者的罗开富，“文革”中由于所谓的“站错队”，才干了三年编辑的他被下放浙江接受农民再教育；几年后，罗开富的写作才能被发现，借调到《浙北报》当编辑，后升任编辑部主任；可好景不长，在1972年的“整风运动”中，罗开富代表报社提意见，只愿实话实说的罗开富得罪了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掌权者，差一点进“局子”，在当地军分区的领导帮助下才脱离了险境；痛别老母和小女的罗开富，带着妻子千里奔波跑到乌蒙山区避难藏身。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罗开富再次拿起笔杆在一个部门写报道，直到1978年国务院主办的《财贸战线报》（后更名为《中国财贸报》，《经济日报》前身）在云南选记者，执著于新闻工作的罗开富才重新迈入了新闻队伍。

  　“从小我就固执己见，参加工作后为了坚持正确意见得罪了不少的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而我觉得当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恐吓，临危不惧的精神。”

  　为了坚守这种信念，刚捧上饭碗不久的罗开富，又差一点失去了当记者的机会。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云南记者站任职的罗开富路见不平，写了两份分别反映当时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和外贸部门某些领导损害群众利益的内参，遭到了非法调查以及严重的打击报复。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胡耀邦、万里以及陈云、胡启立直接过问，中央组成调查组两次深入云南调查，才澄清了事实真相，使罗开富在新闻队伍中最后站稳了脚跟。

  　“人生都会有跌宕，事业都会有沉浮，尤其是做记者，要看清目标坚持真理，坚定信念，我的人生体验是在磨练中成长，在低谷中攀登。人可以输时间，但不能输信心。百折不挠，才能使逆境变成通向成功的阶梯。”

  　感慨至极，罗开富晃晃手中绑着松紧带的手机笑着说：“在我年轻力壮、充满活力的岁月，被没完没了的‘运动’耽误了，如今年岁大了，党还在尽可能让我们发挥点作用！就像这只手机，虽然陈旧了点，但还能用，为什么非要把它扔掉呢？”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罗开富不舍旧手机，是以物勉己。

  　第三怪：啤酒伴着大蒜喝

  　在罗开富每天的“食谱”上，晚饭一瓶啤酒，凌晨三点一瓶啤酒是雷打不动的惯例，即使出差在外也不例外。

  　一次去澳大利亚考察，在悉尼晚餐时，打开了啤酒不见桌上有大蒜，罗开富就请澳国的翻译帮忙找，谁知翻译弄不清什么叫“大蒜”。随访的经济日报同事执意要给领导找到这味下酒菜。一会，只见钻进厨房的同事就陪同厨师来到餐桌前，端着蒜瓣盘的澳国厨师，伸出大拇指叽哩咕噜对罗开富称赞说：“OK、OK！我们的祖先开发澳大利亚时，没有不吃大蒜、不喝啤酒的。”

  　嚼大蒜喝啤酒，自1971年开始，罗开富的这一习惯已延续26年，粗粗一算，被他喝掉的啤酒总量已达9吨多，一人喝了这么多啤酒，可以上吉尼斯纪录了。

  　罗开富是个有成就的记者，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特别是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他组织和参与采写了大量有深度的稿件，《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开封何时能开封》、《东西双向行》、《醒来吧，铜陵》等许多系列性的连续报道，在全国各地产生了重大反响。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散文《家乡的水》获得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之后，在59岁和60岁的年龄上，又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两个一等奖。

  　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成就的取得，这些稿件的面世，与罗开富的第三怪：“啤酒伴着大蒜喝”有什么关联？

  　了解罗开富的朋友同事都知道，这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且喜欢往下面跑。他走上领导岗位后，新闻官本身就很忙，而且一上任就以每年四五个月、七八个月的夜班，持续值了18年。然而，在值夜班和报社事务性工作之余，他还是坚持每年以1/4时间到第一线做采访或调查研究。最近五年，罗开富就去了云南、四川、福建、湖北、湖南、浙江、江苏、贵州、陕西、新疆、内蒙古、广东、甘肃、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采访过。而且，罗开富不拿架子，到下面去总是牢记记者的职责，无论是以调查研究形式还是以记者采访形式所获得的材料，能写稿件的就写成稿件，不可公开报道的就写内参。

  　他认为，要当好一名记者，不仅要会跑，还要会思想。他从采访实践中总结出三条经验：一是从人所共知的新闻资源中，尽可能去挖掘新的材料，为读者提供新的信息，让人们更加重视和关注；二是尽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去写，写出通俗易懂贴近读者的稿件；三是要有自己的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能人云亦云。

  　他说“重大题材我不可能独家占有，重大事件我不可能独家发现，但在共享的信息资源中，我可以搞独家分析，写出独家的有深度的稿件。”

  　于是，在苦苦寻找新闻稿件的“三个度”——高度、力度和深度中，啤酒便成了罗开富思维的良好“伴侣”。

  　“我的灵感来自啤酒，一边嚼大蒜一边喝啤酒，我不知道大蒜与啤酒混合在肚子里会产生怎么样的营养成分。但这是我写稿的需要，也是我的一种乐趣。夜半间，烛光下，细细嚼着大蒜，几口啤酒下肚，我的思路就会像泉水一样汩汩而来！”原来，啤酒加大蒜对罗开富的写作竟然能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魔力。

  　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前后，《经济日报》头版为罗开富开设《纪念建党80周年革命圣地踏访》专栏，重点是要写变化。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写，到了延安，变化似乎写完，罗开富都已感到江郎才尽了，吃饭时就与当地领导商定，晚上不再安排任何活动，要好好地思考延安的变化了。

  　任务紧急，罗开富也顾不得遵守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九点多钟就进入“状态”，可就在此时，延安市委书记王侠来看老罗了。但令这位市委书记万万想不到的是，沉思中的罗开富并不领情，还是给了她一个“闭门羹”。第二天早饭，自知理亏的罗开富才诚恳地向书记作解释说抱歉。

  　“16年前，我徒步长征路，走到陕北，到达延安。16年过去了，我和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年轻了，延安唯一没有变的是它的宝塔。”

  　也许王侠书记和读者们都不知道，那天晚上就是这么几句话，罗开富花了6个多小时，包括多喝了一瓶啤酒多用了四节电池（宾馆不准用蜡烛），稿子到早晨6点多钟才完工。

  　借静夜和烛光营造忘我的境界，抛开一切花花草草，一心一意地追求“捧文饭碗”的目标；

  　以手中的老手机作勉励，不为浮华而动心，不因权势而曲膝，即使像这台手机一样用松紧带绑着，也要发挥自己的功能；

  　用啤酒和大蒜作为思绪的雨露，尽多尽好的采写深度稿件，做一名对人民有贡献的记者，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

  　——这就是怪才罗开富。▲

  　（作者系浙江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