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故人情 ——怀念刘勇同志

admin

落日故人情

——怀念刘勇同志     

作者：李绿森

       去年年底，陪老伴在长沙复查脑病，恰逢省作协原副主席刘勇同志去世，使我想起了和他半个多世纪的情谊，泪如雨下，通宵没有合眼，写下这篇文字，以示悼念。
       我认识刘勇是一九六零年五月，和他一道出席了全国文、教、卫、体等方面群英大会，同被誉为全国劳模。两个月后，又和他重上北京参加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同被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再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上，我省作协主席蒋牧良，领着他和我三位文学方面的代表，代表湖南代表团，去主席台向周恩来等领导敬酒，敬爱的周总理向我们一一问话后，竟说我好年轻（当时不足二十二岁），要努力为人民多写东西。我们回到宾馆（（我和他同一间双人房），很晚都未入睡，我们互相鼓励要牢记总理的教导，绝不辜负总理的期望。开完文代会回来，他被调到了省作家协会，和未央、谢璞、王金山、孙健忠、邓蜀艺、李秀娥、等一道搞专业创作，唯独我未被调成，但每到农闲时节，总被抽到省文联或作协和专业作家们一道学习和创作，因而发表作品较多，于六二年便出版了《春雨》小说集。可喜刘勇和黄起衰、张行、鲁之洛等同志，都对我的《春雨》作了非常恳切的批评指导，使我次年在《春雨》再版中深受教益，以致许多同志都说我成长较快，全靠我有这帮良师益友。
       刘勇比我大十多岁，写作早许多年，他的成就大得多，我对他非常敬佩和信赖，总把他当老兄和老师。使我最感动是我有次蒙冤受屈，他非常气愤和着急，极力向领导为我说话，最后得以澄清。致使许多同志都说他是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
        那是一九六五年，我被抽到省作协，由老作家周立波和蒋牧良带到韶山灌区建设工地体验生活，曾多次受到当时在韶山灌区任总指挥长的华国锋同志的表扬和接见，后来又被共青团湖南省委和省作协评为全国青年创作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代表，当我正要进京参会时，不料因家乡正搞高标准社教运动，个别人借清理阶级队伍诬陷我隐瞒了舅舅被镇压的重大政治问题，取消了我进京参会的资格。因被冤枉气得我伤心痛哭。刘勇同志知道这事后，竟像自己蒙冤，为我到处向人申诉，幸亏作协也对我十分负责，很快着人到我家乡查明了事实真相，立波、牧良等领导对这非常气愤，认为这样下去我终有一天会被他人扼杀。因而极力向有关领导请求为我改变环境。恰在这时，王震将军回到了家乡，他为看望挚友立波同志赶到了韶山灌区工地，对他带领青年作家体验生活非常赞赏，认为这是培养作家的好办法，值得很好推广。后来竟要立波和牧良为他物色一位青年作家随他去新疆和北大荒体验生活。立波和牧良就着这一良机，将我向他作了推荐，王将军听罢十分满意，在征求我本人同意后，很快办理了他带走我的有关事宜，并要我当即随他北上。可我想起了我被诬陷取消进京开会资格时，致使我那未过门的代课教师的妻子，也受到株连，她害怕影响转正，几次提出和我解除婚约，而今我要跟王震将军走了，为了消除后患，我决定先回家处理这不幸的婚姻，但不敢对王将军和立波等领导导实说，只推说要回家安置年届花甲寡妇老母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嘱咐我要尽快回到王将军身边。结果却不料，回到家里，离婚未成，正碰上社教运动扫尾，没完没了，无法脱身，当我可动身时，已进入史无前例的疯狂时代，王震、立波等人也自身难保了，我原以为这只是云过雨，很快便会过去，结果不料愈演愈烈，一乱竟十多年，可怜立波和牧良两位老作家先后因这浩劫离开了人间。直至四人帮被打倒后，通过拨乱反正，文艺界才又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光盛景。康濯和刘勇等纷纷给我来信，要继续给他们寄稿，但奈何十余年来，由于成家和生儿育女，我由无牵无挂的自由之身，变成了七口之家当家人，且是生活极其贫困的农村户口，日夜都得为衣食操劳，哪有空闲和精力舞文弄墨。但幸省里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为解决我的实际困难，让我有条件继续写点东西，曾设法将我调到文化部门，据我所知当时在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常务部长王驰，文化厅长高岳森和省文联主席康濯等领导都为我帮过忙，可结果总被地方势力以种种理由顶撞不办而不了了之。再是刘勇在作协办刊物时，多次写信要我为他寄稿，因我多次答应写东西，结果总成空头支票。他因这多次写信批评了我，特别是有次还向我提起了曾和我同向总理敬酒的事，使我伤心得痛哭。我更难忘的是他退休后，我们郴州地区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文艺工作会议，我虽然接了通知，但久未写出东西，加上农事较忙和晕车厉害我没打算参加，可后来地区又来了电话，说省里来了谢璞、刘勇、刘云和于沙等同志，他们希望和我见面，我这才赶过去。刘勇见到我，将我拖到了他下榻的苏仙宾馆，在他独住的单人套房里，和我长谈了一夜，先批评我太懒，多次要写东西总使他失望，后来还讲了他为了使省里的老作者出新作品，极力请求省里领导批准在韶山办了一期老作者读书创作班，他下通知时着重指名要我参加，结果唯独我没去。他只好再往地县催促，回答我已接到通知，并答应参加，后来不知为什么缺席了，他为这将我痛骂了一顿，逼得我只好向他解释，这是意想不到时至十月还遭了水灾，使我家十多亩即将收割的稻子全被泥沙覆盖，如不及时组织抢救，全会芽掉失收，急得我妈和妻子大哭，我当然不能撒手不管。刘勇同志到底是农民出身，他听后再没作声了。但后来又说据他所知，为了让我有条件写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省文联的领导，都向我们地县多次打了招呼和作了批示，要将我调到文化部门工作，可我为什么老调不成，而别的地方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若不是我自己不愿出去，便是我为人处事不行，要不人家为什么会和我过不去呢？我听了很不服气，便将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入党，在县里年年获奖，还被选为镇农科站不脱产的副站长并当了两届县人大代表和三届县政协委员等事，都对他实说了。可他对我不能调出总觉得存在什么问题，要我解释。我只好将省文艺界的谢璞、江学恭、黄起衰、王以平、王勉思等领导和作家同志来到我们县里时，都来到我家看望了我这位一直在家里种田的老朋友，使县文化部门某些人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我巴结上级领导的结果。他们最恼火的是有次县里办创作学习班，从省里请来了韩少功、肖建国、张新奇、聂之蓁几位作家，没想他们一下车便到我家和我们的田垅里找我去了，再是他们讲课时竟然都提到了我，使他们最忌恨的是县里安排这些作家游览我县熊峰山等景区时，他们硬把我拉去作陪，结果因为交通车座的限制，使很想陪这几位请来的作家同往的东道主却未去成，真把我恨透了，但碍着人家是从省里请来的作家，敢怒而不敢言。结果只得迁怒于我，以后县文化部门举办什么的活动都不让我参加，也不让我知道，到头来却又倒打一耙，说我心目中只有上级领导而瞧不起他们。刘勇听着却总不作声。我怕他不信，便向他讲了省文联和作协的谭谈和肖育轩，有次驱车由郴州回长沙，路过安仁，很想看望我这多年不见的老友，因不知我的住处，便到县文化馆打听，可人家既不派人作向导，亦不找人指点，害得他们开着车，在我们的田垅里转了大半天，最后写下一纸留言抱憾离去。刘勇听罢沉呤了许久，为了使我不计较这些，他说那些事过去这么多年了，要我别去管它。他今天只想问我现在打算怎么办，我笑着说细伢子背书不都说“工人做工，农民种地，战士拿枪打敌人”呗，他说我讲这些气话没什么用，而是应该想怎么样解决问题，见我不作声，又要我好好想一想自己六岁便死了父亲，仅读了三年多书便辍学务农，可好在我算争气，在党和政府的培养下当上了业余作家，还被誉为全国劳模，如果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享受便赌气撒手不干了，这对得起党和人民吗？何况还曾发誓要牢记周总理教导和不辜负总理对您的期望呀！这使我哭了，我说我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我总不能用泥巴把家里的嘴巴都封住去搞写作呀。刘勇见我哭了，他的眼圈也红了，最后说他曾经看过一份文件，劳模可优先享受招工招干，不知对我是否有用，说他回省里要为我去总工会查询一下，如果有用，他定会找有关领导为我解决。刘勇确实是一位对同志非常负责的好同志，他回省里不久便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去总工会查询了，那文件仍然有效，遗憾是我的年龄超过了，无法解决。但说他还会为我想别的办法，最后还提到可惜他不能找王震将军了，要不，他会为我找他，准能得以解决。
       但奇怪的是，我在文学创作方搞了那么长时间，后来却因文革对我的摧残遭受淘汰。但幸我因种田养家糊口学会了农技，曾当上镇农科站不脱产副科长，后来在我年近退休时，参加了地区农业技术考试，以优秀成绩被转招为镇农技员，退休后享受了养老金和全国劳模津贴及补助，再不为温饱担忧了，因而于2004年学习中央八号文件后，以文件中所指的老劳模的名义，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走了长征路，沿途写了十余篇人物通讯，在《湖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更喜有《长征的种子》和《翻越大雪山》，分别被评为湖南省2004年新闻通讯一等奖，和2005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因这我被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中华民族和谐促进会及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等团体评为中国骄傲，第五届中国新闻十大卓越人物，使我于2007年重又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并由国家领导人为我颁发了获奖证书和奖牌。这确实出乎我的意外。再是我回到长沙后，省作协书记龚政文又请了肖育轩、王以平、刘勇等老同志在青少年宫前面又一村设宴为我接风洗尘，刘勇竟说我是枯木逢春，更愿我老树开新花。真使我感动得又哭了。我虽知自己行将就木，却还想亡羊补牢望有所作为，结果却不料，回家不久便被摩托撞翻，脑部严重受损，什么也不能做，再是我脑伤尚未痊愈时，老伴又突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我送她来到湘雅开颅抢救。这使我从探视我老伴的文界友人得知我的老友肖育轩在这之前因病离世，我只好前往慰问他的遗孀李原理，并顺便看望了住她对门的刘勇同志，他一听我老伴病情，非常着急，并向我哭诉了自己丧偶的艰难痛苦，要我尽力医治，还要我在老伴稍愈后常带她去他家玩玩，说这于她的医疗很有好处，为了不使他失望，我说湘雅离他家太远，而我又严重晕车，不可能常来他家。没想到他竟叫来了他在日本留学放假回来的孙子刘建，带我走捷径，从原先的火车北站直达湘雅医院。这使我非常感动。可不料在我得知那捷径的当天，便因老伴转院远离长沙和他不辞而别了，直到一年多后，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四天，我才和老伴一道再去了他家。
        那是去年年底，我陪老伴到湘雅复查脑病，顺便送文化长征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走长征路，从望城雷锋故居启程时，在雷锋母校送给我们学习雷锋的资料中，看到雷锋在家乡时，曾向《治沩工地报》编辑学习写稿，发了一篇散文，写了九首诗歌和两篇小说。我一看便知那教雷锋写作的编辑是我的好友熊春祜，因他曾和我在省作协学习对我讲过雷锋向他学习写稿的事。可我自文化革命后便再没看到他了，于是问雷锋母校的老师，那教雷锋写稿的老师熊春祜现在怎样，他们一无所知。后来我想起他过去和刘勇关系密切，刘勇后来又在湖南作协当了主管通联的副主席，他对熊春祜的情况肯定清楚。我于是和老伴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四天来到了他家，他的保姆见我们要找刘勇，带我们进了他的卧室，将他推醒叫我们和他对话，奈何他眼睛老闭着，耳朵听不到，我将特来了解熊春祜的事一遍又一遍对他讲了，可他老半天才梦呓般的说：“那确实是个很好的同志，文革前写过不少东西，还同他去北京开过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我一听便知他在说糊话，指出他错把我当作熊春祜了。因为我省参加全国第三次代会，三位文学方面的代表是蒋老（牧良）和他刘勇及我李绿森。可他听不到，仍把我当作熊春祜，急得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高声大喊，说我是李绿森在向他了解熊春祜的事，喊声了好一阵，他才知道自己错了，难过得紧紧握着我的手嚎啕大哭，好一阵才抽泣着，断断续续讲着熊春祜的事，可讲着讲着，竟然不作声了，并把握着我的手也放开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被吓慌了，幸亏他的保姆说他是睡觉了，我才放下心来，老伴见状，悄悄将我拖离了他的卧室，我们接着向那保姆告别，还请她代我们向刘勇道谦。并在这天晚上给他家打了电话，知他安然无事这才放心了。我后来又多次给他家打了电话，每次都打通了，却总无人接听。这使我得知他家平安无事，否则不会这么宁静。可不料我后来和陈若海、贺振阳、赵德光等文坛老友聚会，听他们说刘勇已去世了。为了求得详情，我和老伴于第二天去了他家，他的屋被锁着找不到人，后来却在老作协的传达室见到一位中年妇女，一问竟是刘勇的儿媳，我问他爸究竟怎么了，她说半个月前去世了，我和老伴一听，都止不住泪如雨下，他的儿媳也哭了。我们要她把她爹房间打开让我进去看一下。她说她爹一死便弄回了老家，由亲友们悼念了三天才散场。我想只可惜他去世时我不知道，因而既没为他送行，也没向他的遗体告别。我这时真想去他湘乡老家，去他的坟前或灵堂尽祭奠之仪，可想到老伴尚在病中，离不开我的照料和护理。因这想起了我在他的家乡有位叫李秀娥的同志，想请她代我买上必备的香炮纸烛，在他坟前焚化，并代我和我的老伴为他叩头礼拜。我把这想法对老伴讲了，老伴认为很好，并说在她病愈之后，和我同去给她还钱并很好谢她。我这才向刘勇的儿媳要那李秀娥的电话，可她回答她爹在老家开追悼会时，这李秀娥没有参加，也没和她有联系上。这当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和手机号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使我非常纳闷，因为这李秀娥自幼跟刘勇学习写稿，后来又同被调到省作协搞专业创作，我就在这段时间和她相识的。她后来被下放回乡搞医务工作去了。按理说她和刘勇同是真正的师生关系，她为什么没有参加刘勇的追悼会呢？可我又不便向刘勇的儿媳寻根究底。只在回到住处后，打开手机，翻开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第三次文代会代表的照片，对着刘勇的图像致敬，默哀，祝他永远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