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红军长征 为何八次改变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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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然而，能不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并不完全取决于党和红军的主观意愿，而要取决于敌我双方力量上的较量。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不得不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抉择过程。

　　一、退出中央根据地，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创建新的根据地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大转移。起初中央红军计划是从南线突破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然而，长征初始，掌管红军指挥权的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几乎使红军陷入灭顶的边缘。关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当时的任务是什么？转移到哪里去？这些基本任务和方向问题，掌权者始终秘而不宣，甚至连师一级干部也不清楚。尽管对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秘而不宣，但把“家”搬到湘西去的意图，却很快被蒋介石所识破。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在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所幸这几道封锁线都被红军一一突破。11月底，红军突破了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了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准备和红二、六军团会合。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湘桂边界的通道城。

　　此时，红军面临的敌情异常严重，事实上到湘西的路已经被堵死。为了防止红军渡过湘江，蒋介石提前部署了在湘江以西区域“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健按“南昌行营”的电令，在中央红军通往湘西的必经之路，构筑了四道碉堡线。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何健急忙调集湘军及配属湘军的蒋系“中央军”薛岳所部共15个师的兵力，在通道城以北地区的武冈、绥宁、靖县、会同、芷江、黔阳一带布防，进行堵截。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急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从咸水跟踪追击，桂军第7军军长廖磊率24师由界首向龙胜进击，桂军15军军长夏威，也率部赶赴龙胜、西延一带。在各路敌军中，唯有奉命在黔东布防的黔军较为薄弱。

　　根据以上情况，中央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寻求战略转移落脚点的打算已无法实现。但是，博古、李德却不顾红军在湘西战役中大量减员、极度疲劳和战斗力空前削弱的实际情况，依然坚持原定计划，进军湘西。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曾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1]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大致能了解到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果按李德的决定行动，红军就要通过敌人的层层碉堡线，钻进敌人事先设好的“口袋”，结果只能招致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敌我情况，力主放弃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军委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其中包括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于是红军自通道城改变了进军方向，突然折向贵州黎平，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二、中央政治局通过黎平、猴场会议，确定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4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决定去湘西的错误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

　　根据《决议》精神，红军从黎平出发，以破竹之势，长驱入黔，连克一大片县城。12月底，红军直捣乌江边上的猴场。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再次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意见，决过乌江去。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中，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地区转入反攻，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面前最中心的任务”。[2]

　　中央政治局作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而回过头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意见，则是错误的、不现实的。自从红军入黔后，蒋介石唯恐中央红军会走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绕道黔东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的老路，于是急令薛岳率主力经会同、芷江一带入黔，湘军和黔军各一部向黎平、锦屏尾追，防堵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与此同时，何健会同川鄂边的徐源泉部（第10军），也加紧了对红二、六军团的围攻。因此，中央红军要回头会合红二、六军团已无可能。如果中央红军进至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则北有红四方面军，东有红二、六军团，三角鼎力，相互呼应，协同动作，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贵州地区虽然在人力、物力以及对全国政治影响等方面有不利的一面，但也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这里偏僻多山，交通不便，距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敌人势力薄弱且派系很多，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内部矛盾突出；这里广大群众极为贫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中央红军决定打过乌江，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是切合实际的。

　　猴场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1月7日解放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一步明确了红军长征的基本任务，就在于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决议还指出，“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3]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实际上是对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关于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决定的继续和发展。

　　三、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前后休整了12天。时至1月中旬，敌情发生急剧变化，党中央必须采取新的对策。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蒋系“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共8个师，在红军的右后侧跟追，直扑贵阳，而后出清镇北上。湘军刘建绪部共4个师进至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川鄂边徐源泉部进至酉阳、秀山与刘建绪联防，防堵中央红军东进会合红二、六军团。四川军阀刘湘，派川军进入川黔边界，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又命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封锁横江。桂军廖磊部计3个师，也进抵黔南的独山、都匀。黔军犹国材、柏辉章等部北渡乌江，直逼遵义。总之，蒋介石纠集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而来。局势相当严重，中央红军要在长江与乌江之间、回旋余地不大的黔北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站稳脚跟、建立新的根据地，事实上已经办不到了。

　　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之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地区，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1月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提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4]另外，这个渡江作战计划，也预见到在长江沿岸为川敌所阻，万一不能渡江时，则实施另一方案，即“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今宜宾）上游渡江。”[5]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出已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6]并指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当时党中央的意图是，争取在蒋介石的主力尚未完全入川时，在川西北地区转入反攻，三路红军协同作战，首先击破川敌，争取“四川赤化”。

　　四、从就地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到转入川西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积极准备，打算从泸州上游的宜宾附近北渡长江。蒋介石此时也预料到了红军可能渡江北上，于是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长江南岸堵击。

　　由于刘湘深恐中央红军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赤化全川，因而倾全力阻击中央红军，采取了所谓“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刘湘调集川军12个旅计36个团的兵力分段封锁长江，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长江沿岸，实际上已被川军严密封锁。当红军由黔北进入川南时，各路敌军也同时向川南奔集。

　　此时，中央红军按原定计划渡江已不可能。如果渡江不能得手，中央红军势必在长江边上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摆脱敌人，待机破敌，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因此，红军各部乃由川南折向滇东北的扎西集结。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7]

　　为此，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纵横驰骋于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并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机动作战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建立云贵川根据地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由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运用了高度巧妙的军事指挥艺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调出了滇军，从而造成云南境内兵力空虚，使红军从金沙江上游渡江成为可能。

　　4月29日，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边急进，并于5月初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然后从会理北上，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10万多人。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根据这一决策，6月16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定打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8]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

　　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主张依据懋功地区向川康发展，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经过争论，会议于6月28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9]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

　　六、占领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
　　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阻挠，红军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两个多月，错过了乘敌之虚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把原定经松潘地区北上的路线，改为穿越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出巴西、班佑，占领甘南之洮河、夏河一带。

　　但是，张国焘此时又提出了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要红军西出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地区。于是中共中央于8月20日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补充决定》指出：“在目前的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并分析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在政治、敌情、居民、给养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张国焘要红军西渡黄河“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是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10]特别重要的是，《补充决定》提出了同活动于陕甘地区的红25军、26军（即陕北红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的问题。这是红军长征最后进入陕北的重要一步，已经接近去陕北，但尚未明确去陕北。

　　为了贯彻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占领甘南之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

　　七、以游击战争的方式，经甘东北、陕北，设法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靠近中苏边界地区（宁夏）创建一块根据地　1935年8月，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穿过茫茫水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准备继续北上。此时，党中央按照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决定，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东进，与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抗日。但是，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图谋被一再挫

　　败后，开始铤而走险，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随其南下。党中央为了动员他率领左路军共同北上抗日，电报频繁往来，苦口婆心，耐心说服教育。但是，张国焘却置若罔闻，并妄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率领右路军中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北上红军仅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因此，以现有的兵力完成《夏（河）洮（河）战役计划》，控制甘南，建立陕甘根据地，已无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另谋新的发展。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战略行动方针的报告》，提出改变“川陕甘计划”：“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要实现这一方针，“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11]

　　俄界会议提出经过陕北、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从现实出发作出的无奈选择。因为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坚持北上的红军只有8千人，在川陕甘大范围内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面对蜂涌而来的追堵之敌，为保留革命的种子，只能选择到中苏边界地区去，背靠苏联，求得发展。

　　八、最终决定落脚陕北，会合陕北红军，创建陕甘宁根据地
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然后翻越岷山，于9月20日占领甘肃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带。这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休养和整编，并在当地邮政所获得了一些国民党发行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党中央和毛泽东从报纸上了解到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了解到陕北还有一支活跃的红军，于是提出了去陕北会合陕北红军的意见。肖锋在其《长征日记》1935年9月22日记述：“方面军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12]

　　9月26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休息期间，党中央从榜罗镇的一所高级小学校得到了更多的报纸杂志，从中进一步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党中央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原定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最后抉择。

　　很快，陕甘支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下继续北上，连续突破西（安）兰（州）大道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千折百回，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合适的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根据地迅速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胜利到达陕甘地区，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会宁，最终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